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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发行费应用于投注站返点、耗材采购及宣传营销、人员费用等。对具体如何使用，各地彩票管理机构有一定自主权。2013年全国销售彩票3093亿元，而在2004年还不到400亿元。据专家测算，2002年后，主要彩票品种发行费率基本保持在13%至15%左右，10年来发行费上升了逾7倍。其中不仅“标准随规模降低”的政策要求难以落实，使用中还存在“操作空间”，主要表现在，标准常年不降，催生高价发行；采购寻租腐败现象频发；乱花钱，甚至“有钱花不掉”。
财政部2012年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曾明确指出，要适当降低彩票发行费比例。如何降低，可考虑采取超额累减或递减的方式，亦即以1000亿为基数，每增加200亿，增加部分的费率下调0.5个百分点，直至费率下调到3%，就不再继续下调。如果今后的彩票销售额很高了，还可以对基数和超额的数额、递减的幅度等作出调整。至于如何分解到各地、具体公司，由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办法。在此基础上再出台发行费的使用规定，规范彩票发行费的使用。因此而节省下来的发行费，补充到公益金当中，用于公益事业发展。
彩票归根到底是一种商品，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部门利益的掣肘。在彩票发行方面，需要改部门主导为市场主导，大幅降低彩票发行成本；在市场监管方面，最好能够成立像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一样的彩监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正如每一笔善款的使用都应放在阳光下，每一笔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同样必须接受彩民监督。
长期以来，各地民政部门，只向公众公布彩票公益金数额，大都是粗线条，使用情况既没量化，也没细化。目前，我国彩票公益基金高达5299元。因此，此次审计能否倒逼各地民政部门，进一步细化巨额公益金使用情况，起码具体到万元单位，甚至更小单位(元)资金流向；与此同时，分地区和项目领域公开每一个实施项目的具体信息，包括投资总额、资金的拨付计划、项目审批人、项目负责单位、项目进度计划以及项目的实施情况；此外，设立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以确保实现对彩票公益金实施中的违法和腐败情况进行监督。
由于政府部门既是福利公益事业的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由自己监督自己，容易衍生出腐败寻租现象。例如，近年来，彩票的发行费用并没有随着网络电子化彩票的普及和基础设备购买基本完成而逐步降低，相反却节节上升，这种反常的情况或许便能说明一二。由此可见，彩票事业尽快与政府部门脱钩，是解决当前彩票公益金困局的根本出路。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对彩票事业的管理和运营进行立法，同时，还需要把数以千亿计的源于彩票收益的公益金部分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范畴，接受人大的监督。
首先要从制度上严格规范。由政府统筹，实行市场化改革、管办分离，使彩票事业与行政部门脱钩，从而防止出现监守自盗现象。其次要加强对彩票奖金的使用监管。审计部门应当加大对彩票资金的审计监督，同时定期向社会公布彩票资金使用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再次纪检监察部门主动介入。根据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对于涉嫌犯罪的，要移司法机关审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后依法治彩。建议探索彩票事业立法，将彩票事业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加强对彩票事业的监督管理。
彩票行业不断曝光的黑幕，其实都源于一个问题——彩票事业的监督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审计署此番规模空前的“大起底”，不失为加强彩票资金监管的信号。由此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而且离不开以立法手段强化制度问责，惟其如此，才能以公开透明的监管体系，树立起彩票事业应有的社会公信力。
我国彩票资金管理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把手亦官亦商”，彩票管理机构兼事业单位、经营机构于一身，这也导致行政色彩太过浓郁，又缺乏监督的渗入。在此情境下，应加快机构市场化、管办分离改革，使彩票事业与行政部门脱钩。基于彩票方面相关行政法规的层级太低，还有必要专门针对彩票事业立法，进行细化规定，并成立脱离部门的监管委员会依法监督，既监督其资金流向，也明确其“绩效导向”。分配得当、使用透明、纳入全方位监督，对于中国彩票事业来说，这仍不失为对症的良药，且亟需对应的制度细节设计。也唯有将彩票资金筹募、使用、监管等都纳入法治化、公益化的大盘子里，规避腐败之手的“染指”才可期。
（专题制作：人民网彩票频道）
